杨嗣昌毁誉参半 忠奸难辨 是真正看透了明末攘外与安内死局的人 为何说杨嗣昌是明末最后的战略家?

发布日期:2020-09-09 12:32 作者:小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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杨嗣昌是明朝后期大臣,杨嗣昌是晚明一位重要的实务官僚,既不属于东林党,也不依附阉党。他最引人注目的成就是提出了“四正六隅十面网”的剿匪战略,被崇祯帝视为力挽狂澜的希望。他是一个极其健谈的人,因口才而上位,明朝也因他的口才而走向了深渊。

明朝末年,无论是辽东还是豫陕,皆是多事之秋,从万历到崇祯,四任皇帝无一能解决明朝的危机。时至崇祯年间,农民起义已发展到新的高度,却没有人能遏制住它。阁臣换了一个又一个,军队派了一批又一批,最终皆是无功而返。心急如焚的崇祯皇帝最终找到了一个人——杨嗣昌。

这位杨嗣昌,就是民间盛传的杨阁老。杨嗣昌,字文弱,武陵人,万历三十八年中进士,最后升至南京国子监博士。就是这么一个年少有为的人,日后将成为崇祯为数不多特别器重且信任的人。但也是这么一个人,用一张嘴毁了明朝。

杨嗣昌虽然大有争议,但不得不承认,他是一个会说话的人。

早在万历年间,曾任户部福建司主事的他,在《驳承天备监参提佃户稿》中批驳官员欺压佃户,大肆敛财,致民不聊生,要求勘问腐败官员。疏中慷慨激昂、同情苍生,但从日后他的所作所为来看,这不过是一场表演罢了。用黄仁宇老先生的话,就是沽名钓誉、“讪君卖直”。

这样一个平日里巧舌如簧、左右逢源的人,常常企图讨好两边。他的墙头草行为被东林党人所记恨,于是在他父亲杨鹤下狱时,东林党人便对杨嗣昌落井下石,上疏告状,声称杨嗣昌下属犯事。情急之下,杨嗣昌并没有放弃父亲,他甜言蜜语乞求皇帝让他受死以换父亲平安,皇帝在他三次的感情攻势下,让杨鹤免于死刑。

随着父亲入狱,杨嗣昌的仕途黯淡起来。本以为未来无望的他,在正确的时间里,进入了错误的岗位。崇祯九年,农民起义的局势已经不同往日。由于其父亲杨鹤的招抚政策失败,以及明军的残暴,招致越来越多的民众投身起义中。一筹莫展的崇祯皇帝想到了被闲置的杨嗣昌,把他招到面前询问对策,此时杨嗣昌说得头头是道,还提出了许多“良策”。

但是崇祯皇帝只看到表面,没注意到杨嗣昌只是一个会耍嘴皮子的人。杨嗣昌虽然提出三大策略:制定战略;议兵议饷;推荐人材。但实行这些策略都需要大量的物力财力,光是白银就得要二百八十万八千两,同时还要精兵七十三万人。面对巨大的人力财力,无论皇帝还是大臣都没有愿意出钱的。

于是,杨嗣昌只能出了一个饮鸩止渴的馊主意——税务均输。《明季北略》记载:“计臣苦于无饷,兵部尚书杨嗣昌建议,因改粮为均输,以济军食。因加赋二万两。下诏日,暂累吾民一年。”所谓“暂累”其实就是不还,这一举动等于是杀鸡取卵。杨嗣昌凭借着一张嘴,就让民脂民膏尽为朝廷收割,他的所作所为只会让农民起义军越打越多。但是明廷并不在意,崇祯在满心欢喜中,任命杨嗣昌为兵部尚书。

杨嗣昌曾在《敬陈安内第一要务疏》说明:“人之一身,元首为重。边烽讧肩臂之外,乘之甚急;流寇祸腹心之内,中之甚深。”他认为外敌可暂缓,内乱必须平。于是他提出了“十面之网”:以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凤阳这四个地区为四正,以剿为主,因为农民军经常在此地流窜;以延绥、山西、山东、应天、江西、四川这六个省份为六隅,任务为“时分防而时协剿”。

十面之网建成后,他自大地认为:“今则网张十面,刻值千金,断断不容磋过矣。臣计边兵到齐,整整在十二月、正月、二月为杀贼之期。”可是这十面之网犹如千里长堤,一旦有一处被破,则满盘皆输。且不说当年萨尔浒之战时,努尔哈赤专心攻击一处便让四路攻势奔溃。如今,杨嗣昌提出的残民政策让包围网内外都充斥着“潜在叛贼”,农民起义军只会越来越多。

虽然“大网”已经张起,但是执网人却没被好好筛选过。杨嗣昌由于在官场中摸爬滚打,学会了许多溜须拍马和察言观色的手段。而这些官场生存之道却让明王朝难以生存。当初杨嗣昌提出十面之网时,会突然任用主和的熊文灿,令后世十分不解。其实他会任用熊文灿竟是因为崇祯喜欢文灿。

起初熊文灿只是总督两广军务,后因朝廷派人找他,他在酒席之间慷慨激昂,指点江山,声称有计平乱,可朝廷派来的太监并不知道这些都是酒后诳语,被崇祯得知后,立刻想让他上任。杨嗣昌见势想奉承崇祯,便说文灿可以成大事。孙传庭对此有异议:“军兵屡战,多经溃乏受挫之苦;连年征战,民力疲竭。”结果崇祯皇帝没有接受孙传庭的谏言。杨嗣昌对此事发难,跑到皇帝那儿胡搅蛮缠,指责孙传庭阻碍陕西军务,吓得孙传庭只能上疏申辩。

于是,靠着一张嘴,两个不靠谱的主就这样开始了平乱事业。孙传庭的阻扰招致了杨嗣昌的记恨。早在崇祯十一年时,孙传庭将李自成大军打得只剩十八骑,孙传庭上报战况时,杨嗣昌故意不奏孙传庭的功劳。崇祯十二年,杨嗣昌委任洪承畴蓟辽总督,孙传庭所统秦兵则留守蓟辽,孙传庭反对,杨嗣昌不予理会,致使孙传庭忧郁而耳聋。

同年,孙传庭被调去总督保定、山东、河南军务,孙传庭上疏请见皇帝,但被杨嗣昌阻挠。内心恼火的孙传庭打算称疾还乡,却被杨嗣昌污蔑是诈病逃责。此番话语让崇祯帝对孙传庭勃然大怒,孙传庭被贬为平民并关入大牢。除了排挤忠良外,杨嗣昌还由于“祸从口出”导致自己丧失了对军队的控制权。

崇祯十年,左良玉于舒城六安大破起义军,连战三捷。虽是喜事,可左良玉却把这一切归功于自己不听令。张国维和杨嗣昌都曾命令他进军支援围剿,可他都以事务繁忙搪塞,最后却因为没有执行杨嗣昌的命令打了胜仗,左良玉于是决定不再听从杨嗣昌。

对此不满的杨嗣昌想惩治左良玉,他暗中找贺人龙谈话,企图用贺人龙压制左良玉。《明季北略》记载:“嗣昌乃只密疏于朝,请以人龙代良玉,佩将印。”

这本是给各地部队下马威的好机会,结果左良玉在玛瑙山又打败了张献忠,杨嗣昌心虚,害怕得罪左良玉,便出尔反尔。《明季北略》记载:“既而闻玛瑙山之捷,后奏留良玉,佩将印如故,别加人龙职衔,须后命。人龙怏怏。良玉知之,意亦恨。当献忠遁伏山中,千余残寇可尽,乃良玉以夺印怀惭,人龙复以归印觖望,遂逡巡不复深入。皆嗣昌两帅之心,玩寇故也。”

杨嗣昌为了逞一时口舌之快而上奏左良玉的种种不良行为,结果又因心理素质不强,导致政敌和政友都不再信任他。由于丧失兵权,杨嗣昌的剿匪业务就没平常那么好办了。

陕西起义造就了兵部尚书杨嗣昌,但也毁了他。随着八大王提出“以走制敌、避实击虚”的战略,农民起义军不再与杨嗣昌兜圈子,而是决定跳出这张看似紧密的网。为解决燃眉之急,杨嗣昌再次展现嘴巴的魔力,《明季北略》里记载:“嗣昌首倡众敛一议加剿餉三百万两,又加练餉七百三十余万两,合旧派每年加二千三百万,以致民穷盗起。”

一开口就要二千三百万,看似容易筹集,可终究是薅百姓的羊毛。但他拆东墙补西墙的方法仍然被采纳,随之而来的则是民怨四起,起义军越来越多。虽然崇祯十三年,杨嗣昌的下属左良玉曾在玛瑙山之战中击败张献忠,还夺得对方虎符、镂金龙棍、令旗、令箭以及妻妾,但这一切都不过是回光返照。

随着张献忠和罗汝才入川,朝廷的麻烦越来越多,杨嗣昌为了给自己开脱,已经放弃了自己的颜面,上疏称:“岂期蜀兵之脆,将领之愚。”一味地怪罪地方守军将领不配合。崇祯十四年正月初四日,张献忠、罗汝才攻克通江县,杨嗣昌一面命令总兵猛如虎等加紧追击,一面连续九次檄调驻扎在湖北郧阳地区的左良玉部进川堵截,但两方面皆无效果。随着农民起义军势如破竹攻克襄阳,杀死襄王,杨嗣昌内心已然成灰,在营中的他不断收到噩耗。他发现自己再也没法用三寸不烂之舌把问题解决。

最终,崇祯十四年三月初一日,杨嗣昌死于湖北沙市徐家花园。可他的死却一直存在疑点,《明季北略》和《绥寇纪略》都记载他是自缢:“辛巳二月初二丙子,嗣昌在荆闻变,惭愤自缢于军。时,河南已陷,福王遇害,嗣昌度不免,遂自尽。”但他的孩子却在《孤儿吁天录》中表示父亲是病死。无论病死还是自杀,他都是在内心困苦中离开人世。起初崇祯念在旧情并不想追究他,可后来由于局势恶化外加旁人蛊惑,恼怒的崇祯发觉自己过去尽是被杨嗣昌忽悠,于是下令要对杨嗣昌开棺戮尸。

为何说杨嗣昌是明末最后的战略家?

很多人实际上都认识到了明朝的战略规划总是朝令夕改,无论是士兵还是官员往往都只能疲于奔命。杨嗣昌最为人所诟病的就是害死了卢象升这一位明末最为能打的“文臣”。而恰恰是卢象升实际上其战略规划上和杨嗣昌是不谋而同的,当然只是在对内作战上,两人的根本矛盾在于对清议和。

实际上无论是袁崇焕、孙传庭、卢象升亦或是洪承畴等,其主张都是没有全面化,没有放眼天下的格局的。只有杨嗣昌的战略是深谋远虑的,攘内先安外在战略上是没有问题的,其计划用“ 四正六隅 、十面张网”的围堵击败李自成、张献忠也是非常有效的。

在杨嗣昌的战略规划出炉前,明朝剿匪10余年,茫茫然越打越多,卢象升九战九捷之后依旧深感无力上书崇祯认为剿匪之策毫无规划,官兵沦为盗匪者不计其数。那么杨嗣昌“四正六隅 、十面张网”就是针对流寇作战的特点来对症下药的,其结果是辉煌的,张献忠被迫投降,李自成只剩下18骑遁入山中。

但是战略是高屋建瓴,敌不过具体执行上的一步错,步步错。对内作战胜利的关键时刻,清军入侵,崇祯不顾杨嗣昌规劝,将主持流寇作战的孙传庭、洪承畴和卢象升等人都调回京师,导致十年之功毁于一旦。张献忠投降,杨嗣昌非常警惕,不想轻易接受,要张献忠杀贼投诚,奈何敌不过好大喜功的崇祯和熊灿文,也正是这一步导致熊灿文和杨嗣昌身亡。张献忠果然诈降,等到时机成熟又扯旗造反。

对清议和更是草草收场,即使杨嗣昌害死了激烈反对议和的卢象升依旧难以完成。崇祯死活不愿表态,私下议和变成公开之后,崇祯就敌不过群臣压力,议和之事流产。因此实际上杨嗣昌的注意哪怕不是好主意,但是在当时整个大明都没有一个统一的战略规划的前提下,崇祯能真正放手支持杨嗣昌,同僚大臣之间能多几个志同道合的人才,明朝局势当不止于此。

杨嗣昌成也孤臣败也孤臣,当崇祯皇帝不能鼎力支持或者鞭长莫及的时候,杨嗣昌几乎是指挥不了任何人,到哪里都处处制肘。东林党和阉党之间的斗争并没有随着魏忠贤的倒台而烟消云散,终明一朝,那怕是在南明小朝廷里也是争斗不休。而杨嗣昌既不是东林党也不说阉党,这是崇祯皇帝非常喜欢和信任杨嗣昌的原因之一。

但是这也导致杨嗣昌始终无法真正掌握权力,纵观明朝首辅能真正掌握权力的,无一不是党羽众多的,高拱、徐阶和张居正斗的不可开交的时候,从来都不是单打独斗的。而杨嗣昌却几乎没有心腹,说到底杨嗣昌更多的是崇祯皇帝的参谋长,凭借崇祯皇帝的威信才能将政治主张和战略规划传达下去。在崇祯皇帝有所动摇的时候,杨嗣昌是毫无办法的,实际上也正是崇祯皇帝的急功近利和不敢承担让杨嗣昌的对内、对外计划全部流产。

当然害死卢象升一事,杨嗣昌责无旁贷,杨嗣昌想要议和不过是权宜之计,但是明朝大臣别的没有,有骨气的一大把。但完全将卢象升的死归结于杨昌嗣是不严谨也是不负责任的, 卢象升总督宣、大、山西军务时宣、大、山西三总兵吃空饷吃得太狠,三个总兵加起来才2万人马,也就是说少了将近3万人马。其中王朴还是鼎鼎大名的逃跑将军,假传云、晋有敌情不战而走。

张其不发军饷、监军高起潜不发救兵,不战而逃,这些一桩桩一件件无不明示大明真的腐朽到要灭亡的地步,把这些全部归结于杨嗣昌一人之手是不可能的。首先杨嗣昌没有这么大权力,高起潜是宦官,杨嗣昌和阉党关系并不好,张其和王朴以及三位总兵都是地方上的老油条,杨嗣昌更拿捏不了。也正是这一次的惨败,导致杨嗣昌被群起而攻之,虽热崇祯皇帝依旧信任杨昌嗣,却也不得不 令他落职带冠视事。不久张献忠撕毁招安,再度起兵造反,崇祯有意让杨嗣昌去督师平定张献忠。

杨嗣昌也顺手推舟接受任命,因为接受张献忠投降的就是杨嗣昌推荐的熊灿文,杨嗣昌责无旁贷。下了地方的杨嗣昌,手下左良玉一度获得玛瑙山大捷,但是杨嗣昌和手下大将左良玉、贺人龙以及陕西督抚郑崇俭都相处不合,杨嗣昌被张献忠的游击战术牵着鼻子走。原本被左良玉围困在奉节鱼腹山的李自成也利用两人的间隙,逃出升天,突袭洛阳杀死皇叔福王朱常洵。一个月后,张献忠也奇袭襄阳行营击杀襄王朱翊铭。原来就病忧交惧的杨昌嗣彻底崩溃,未及半月病逝。

杨嗣昌去世,崇祯帝 亲撰祭文,追赠 太子太傅 ,并哀叹:“自杨嗣昌殁,无复有能督师平贼者。言官们仍旧不放过杨嗣昌,要追究其兵败导致两位藩王身亡的过失,都被崇祯皇帝拦下。并下书自责“ 杨嗣昌系朕简用,用兵不效,朕自鉴裁;况尚有才可取”

相比袁崇焕等人,崇祯皇帝对杨昌嗣可谓有始有终,崇祯一朝先后启用过50多人的内阁辅臣,对杨昌嗣是独一无二的信任有加。明末天灾人祸,党争不断,贪官横行,皇帝和朝臣对立,将军和内阁掣肘,外有清兵入侵,内有流寇横行,杨嗣昌为之努力终身,人无完人,却也当得起崇祯这独一份的信任了。但后人多以杨嗣昌比作秦桧之流可谓误亦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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